程曼丽：战时新闻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其影响探析
发布时间：2020-08-11 16:27:10 点击次数：288
战时新闻管理体制的形成，是由战争的特殊条件决定的。而战时新闻管理体制是否在战后年代得以延续，则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战争的阶段性特征；第二，战后各国的具体情况；第三，战后全球环境的变化。对俄、美等主要国家的案例分析表明，各国战时新闻管理体制对于战后年代均存在一定的影响。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信息安全问题的提出，各个国家必然会进一步增强防范意识，从而使国家管理，包括新闻管理带有更多的防御性质和战时色彩。这似乎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关键词：战时新闻体制;战后新闻管理;苏联模式;俄罗斯模式;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系统
【作者简介】程曼丽，女，北京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战时新闻管理体制的形成，是由战争的特殊条件决定的。而战时新闻管理体制是否在战后年代得以延续，则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战争的阶段性特征；第二，战后各国的具体情况；第三，战后全球环境的变化。对俄、美等主要国家的案例分析表明，各国战时新闻管理体制对于战后年代均存在一定的影响。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信息安全问题的提出，各个国家必然会进一步增强防范意识，从而使国家管理，包括新闻管理带有更多的防御性质和战时色彩。这似乎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关 键 词】战时新闻体制；战后新闻管理；苏联模式；俄罗斯模式；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系统
中图分类号：G2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5-0122-08
一
战争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政治或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早在一百八十多年前，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就对两者关系作出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①。在强调“政治决定战争”的同时，克劳塞维茨辩证地提出“战争反作用于政治”的论断——当然，他所提到的“政治”更多是指协调一国内部利益和外交关系的宏观机制；他所提到的“反作用”也仅仅是从政治适应性的角度来谈论战争的特殊要求。总之，作为一个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以战争的视阈、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谈论政治的。
尽管如此，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哲学论断，仍给予笔者极大的启发，使笔者对“战争反作用于政治”议题的探索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议题中的“政治”，与克劳塞维茨“军事/政治”的概念有所不同，它将回归西方政治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突出政治的社会治理或管理功效。也就是说，笔者有关“战争反作用于政治”的研究，将突破“战争”题中应有之战役、战例、战术等的限制，重点探讨战时国家管理体制，尤其是新闻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其对战后年代的影响。
那么，战时新闻管理体制对于战后年代的新闻管理是否产生了影响，产生了哪些影响？换句话说，战争使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延伸后是否得以继续延伸、持续延伸呢？这是笔者将要面对的具体问题。如果以此作为假设进行论证的话，支撑它的条件盖有三个：第一，战争的阶段性特征；第二，战后各国的具体情况；第三，战后全球环境的变化。
所谓“战争的阶段性特征”是指，战争是进攻、防御(或相反)直至停战的全过程。即使停战戛然而止于某一个时间节点上，战时政策向和平时期政策的过渡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滞后就会产生影响，许多事例证明了这一点，例如鸦片战争对中国晚清侨务政策的影响，朝鲜战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等等。
如果说上述支撑条件中的第一个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可以不证自明的话，第二、第三个条件则需要通过充分的史实和案例进行解读、分析。
二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表现形式，也是一种非正常形态。非常态意味着对常态性的社会体制、机制的阻断和适应战时需要的新的体制、机制的生成。从历史的角度看，战争不一定构成历史分期的节点，但战时体制，包括新闻体制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开始效仿苏联，包括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形成其后延续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派生的一些管理模式与方法(包括新闻管理模式与方法)至今仍然留有余温。
而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则与战争和非常态的国家治理模式直接相关。
这要追溯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场革命斗争。这场革命胜利后，苏联境内仍残留着大量的资产阶级势力，它们时常利用自己掌握的报刊发表诋毁苏维埃政权的言论。鉴于此，1917年11月，列宁提出要封闭这些报刊，并且亲自签署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出版法令。《法令》宣布查封的报刊包括：1)煽动公开对抗和不服从工农政府者；2)通过恶意中伤、歪曲事实制造混乱者；3)挑动从事犯罪活动者。《法令》同时规定，一旦新秩序确立，对于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必须停止，并在对法律负责的范围内对出版实行充分的自由。1920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列宁认为新秩序确立的时机已到，提出报纸要全力关注经济建设问题。1922年，国内出版了一份《新俄罗斯》杂志，由路标转换派分子创办，因为属于资产阶级报刊，出版两期即被查封。列宁写信给时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捷尔任斯基，认为这样做不妥。后来联共(布)中央做出决议，允许该刊继续出版。列宁还认为，报刊具有舆论监督的潜在功能。他在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中说，希望该报要成为一份“战斗的机关报”，这种战斗性表现之一就是“更严格地监督”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把“疏忽的人登在黑榜上”②。
总之，列宁的设想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对报刊的管理应当由行政干预转变为法律制约，同时要加强报纸对党的工作的监督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报刊的这些设想和论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他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战争条件下)提出的报刊思想却被模式化和绝对化，成为苏联在不同历史时期普遍遵循的原则。
1924年列宁去世以后，苏联党内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政治斗争。先是“同托洛斯基的斗争”，之后是同“新反对派”的斗争、“同布哈林的斗争”，紧接着便是30年代的肃反运动。在此期间，斯大林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方法，严格控制舆论工具，使之服从于政治斗争和肃反斗争的需要。当时，莫斯科的各家报纸均报道了三次大审判③的过程和将一批红军将领交由军事法庭审判的消息，口径完全一致，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由此可见，当时斯大林对舆论的控制是相当严密的。
3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展开，党内“左倾反对派”“右倾反对派”的相继被击溃，加之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战后五年计划的全面实施，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开始升温。在此氛围下，斯大林越来越多地实行个人专断，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在斯大林的授意和领导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接连展开，一些作家、诗人被点名批判，许多杂志被勒令停刊，苏联思想战线归于沉寂，不同声音哑然消失。
40年代中后期，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胜利，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度提高。此时又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亟需学习苏联的治国经验，苏联遂以大党大国的姿态，将自身模式输出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从而使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推广，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唯一基本模式。
苏联模式的典型特征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影响了中国30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