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视角：回顾与展望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1:04 点击次数：273
过去几十年，新闻学作为一个领域凭借己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既值得庆祝，也值得反思。尤其是如今的学者们对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投入了持续的注意力，却忽略了它们外部的联系、影响和意义，这其中就包括它们的规范性等方面。实际上，重要的规范性研究已经呈现在文献中，本文将对其中的六种予以界定和例证。但目前为止，这些理念对新闻记者的想法或实践影响力还相对薄弱。本文归纳并建议了一条连通新闻学者和实践者之间的道路，使得他们能开展更密切和更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聚焦于双方都面对的规范性挑战。
关键词：规范性分析;公共传播;公民参与;新闻学研究;规范性;journalism;politics;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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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要】过去几十年，新闻学作为一个领域凭借己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既值得庆祝，也值得反思。尤其是如今的学者们对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投入了持续的注意力，却忽略了它们外部的联系、影响和意义，这其中就包括它们的规范性等方面。实际上，重要的规范性研究已经呈现在文献中，本文将对其中的六种予以界定和例证。但目前为止，这些理念对新闻记者的想法或实践影响力还相对薄弱。本文归纳并建议了一条连通新闻学者和实践者之间的道路，使得他们能开展更密切和更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聚焦于双方都面对的规范性挑战。
【关 键 词】规范性分析 公共传播 公民参与 新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10
新闻学研究的兴起及被边缘化的影响力
提到新闻学研究，我们是指“一种多学科的新闻学研究，它既是专业实践的舞台，也是一个理论性的学科和学术追求”。①新闻学研究作为一个领域，毋庸置疑在过去几年取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在它较早的立足地美国之外的地方），它在大众传播、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更广阔的学术研究中巩固了学科自治。②新闻学研究的兴起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佐证：国际会议上开辟专门的小组讨论、同行评议类期刊尤其关注新闻学主题、主要出版商对长稿邀约表现出浓厚意愿、甚至一些教育家也自诩为新闻学者。因此，在一些主要的传播学学术组织内，诸如国际传播学会（ICA）、欧洲传播研究与教育学会（ECREA），已经设立了新闻学研究的分部，并且吸引了大量会员以及能在会议上宣讲的论文。最近，有关新闻学研究的专门期刊也得到了惊人增长。
虽然上述生机勃勃的发展给人鼓舞，但它们也产生了足以令人忧虑的理由。在我们看来，这种忧虑还没得到足够的讨论。危险在于，学者、作者、教育者和学生，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新闻业复杂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影响和意义。换言之，新闻学研究可能正变成内向型（inward-looking），而正在被边缘化的规范性问题（normative concerns）才应是新闻学研究的根本所在。
四种因素可能引发了上述失衡
一是专业化冲动。强调自己是专业的新闻学身份的学者们，可能更加自然地在他们的研究、写作、教学中关注机构内部的机理而非它的外部表现。比如，我们注意到很多丛书只关注行业变化（技术的、商业的等等），或者为帮助解决特定媒体出现的问题提供支持。帕尔格雷夫（Palgrave）出版社正在做的一个丛书，就宣称将“为记者、学者及学生提供一个独特的批评与实践指南，从而为他们指出数字时代当代新闻学实践的关键领域”。这里并非要贬低此类和其他类似出版物，而是要指出它们如何可能将组织、操作及功能的问题进一步推向新闻学研究的中心，而导致对媒介规范性评价的忽视。
第二，如今大规模、充满活力而又多变的科技发展，正冲击着身处新闻业的每个人，这伴生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应用，甚至产生了未来学。在最近一期《新闻学研究》特刊上，几乎所有论文都是关于“新闻业的未来”。这里同样不是要贬低这类学术研究的价值及严肃性，而只是指出，最近新闻学研究中被技术驱动的某些领域。
第三，如今众多新闻组织面临严峻的短期与长期的生存挑战。随之而来的发展问题，及与之相伴的财政和人员重组，自然引发了很多思考、研究和推测。因此，在变革鼓吹者的攻势与行业背景的转换下，新闻研究领域主要关注于自身内部体制而不是它的外部分支是毫不奇怪的。
以上趋势被第四种因素所强化，即大学院系正不断聘用受到专业训练的记者，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处在很高的职级。③所谓“骇客学者”的兴起，是对实践/学术混合型课程技术性教学要求的部分回应。④在很多案例中，专业记者的引入将丰富院系课程，提高学生的理解力和扩展教学人员对行业流程的洞见，也有很多前记者已经成为新闻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⑤但其中也有很多人（尤其是在英国）主要作为教师被雇佣（而非研究人员）。因此，一个更关注实践的新闻院系可能将新闻操作的具体细节进一步强化，而疏远了新闻与整个社会、政治之间更广泛的联系。
规范性视角（normative perspective）的需求
包括新闻业和新闻学研究在内的公共传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规范性领域。即无论成功与否，公共传播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公民权和民主的集体自决进程中。公民价值观（无论是功利性的、经济上的还是专业性的）在新闻机构如何表现方面正处于关键节点。但如果新闻学研究变得过于与世隔绝，只关注新闻生产的实践世界、快速发展的科技变革、未来的融资模式，或是去比较专业身份，那么，新闻学与公民价值观的根本关系将来可能会变成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
当然，新闻业不是公共传播唯一的贡献者。包括政治家、利益集团、选举事业、智库、慈善业、社区团体、著名博客写手，甚至是一些具有社会意识的名流，都为公共传播作出贡献。但新闻业是典型的关键传播渠道，正是通过它，某些观点的拥护者才能获得关注度和可能的影响预期。这对电视新闻来说尤其典型，在大部分发达民主国家，虽然网络媒体成长迅速，但电视媒体仍然是受众信息的主要来源。在一些国家的历时性研究表明，电视有关政治新闻的报道中，解释性新闻比例不断增长，而政治家们的评论则呈明显下降趋势。⑥事实上，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新闻记者在现场连线解释政治新闻，构成了英国电视政治报道相当大的比重。一次这样的实践可以使媒体从配角提升为主要的决定性的角色。⑦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马泽里尼（Mazzoleni）和舒尔茨（Schulz）提出的“附庸化”（mediatization）概念正是抓住了这一要点。⑧它指的是政客们 （也可以扩展到其他的观点诉求者）在主流媒体中将自己欲提供的信息包装成看似有新闻价值、符合编辑室常规、有新闻文化普遍性的信息的过程。可以说，除了对公共传播的直接贡献，新闻业还对其他想要借助其传达信息的社会机构发挥了间接但有影响的作用。
由此可见，不仅应当经验地、分析性地，同时也应当规范性地来检视新闻学。但是，一个规范性的视角又意味着什么呢？在其杰出的著作中，克里斯汀斯（Christians）等人提出了一个有用的定义，即提供“公共话语如何展开的详尽解释，以便针对社区和国家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⑨类似地，布鲁默（Blumler）将规范性方法描述为：“尝试检视流行的传播制度安排，以及它们与应当捍卫的公民理念是何种关系，以及是否有可能进一步改善的办法。”⑩这将鼓励学者们不仅要经验地考察新闻业是如何组织和运作的，而且也要讨论新闻事业应当承载的价值观，以及其生产出来的新闻的质量。[11]
至迟到1920年代，当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2]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13]的追随者就他们对于民主、民主制度中的媒体角色、公民参与民主的能力等不同观点激辩时，新闻学者和有思想的记者的著作就已经透着规范分析的明显气质。自1980年代起，新闻学研究中所包含的规范成分开始大规模发展。这一状况可能也是受到此一时期其他发展的推动：如，由于政党宣传机器的系统化、专业化，马基雅维利式作风进入了竞争性政治传播；包括私营与公营在内的诸多媒体组织的不断商业化；互联网的兴起及其带来的大量不同的传播通道，激发了许多关于不同民主价值之实现的思考和实验；[14]当然还有尤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规范性杰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德文被翻译成英文。[15]
因此，对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贡献有着不同的形态。这些形态涉及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研究和分析目标，本地的、全国的或国际性不同媒介内容载体的评估与比较，不同的判断与结论，以及对规范分析本身不同程度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