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舆论监督的机制创新

　　【英文标题】On Innovation of Mechanism of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作者简介】张春林(1970-)，男，重庆武隆人，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及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重庆 400031

　　【内容提要】舆论监督难是现实问题，与其一味抱怨体制因素不尽人意，还不如积极创新机制破解这道难题。舆论监督的机制创新，既包括媒体内部机制的创新，又包括媒体间合作机制及媒体与党政部门间合作机制的创新。媒体内部机制创新，既要改革考核激励机制和稿件审签机制，更要完善权益保障机制，让记者敢于监督、乐于监督。媒体间合作机制的创新，既包括同城同类媒体间的联动，又包括跨地域、跨级别、跨种类媒体间的联动，以凸显舆论监督的整体威力。媒体与党政部门间合作机制的创新，既要创新联合监督机制和良性互动机制，又要创新舆论监督的督办机制，多方合作形成监督合力。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we should innovate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the mechanism includes mechanism inwards media, mechanism inter-medias and mechanism between media and government. In mechanism inwards media, we should reform the systems of examination, payment and insurance to upset reporter' s enthusiasm. In mechanism inter-medias, we should improve cooperation inter medias across area, grade and classification. In mechanism between media and government, we should promote systems of union supervision, interaction and solution by urging.

　　【关 键 词】舆论监督 新闻 机制 创新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news/mechanism/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DB/7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5-0116-06

　　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都普遍认为舆论监督十分困难。一说到舆论监督，人们往往抱怨体制层面的外部环境不够宽松、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等，而较少从舆论监督的运行机制来考虑。本文认为，体制因素不应成为媒体惧怕舆论监督和放弃舆论监督的理由；与其一味抱怨，还不如积极创新机制寻求舆论监督的突破。舆论监督的机制创新，既包括媒体内部机制的创新，又包括媒体间合作机制的创新以及媒体与党政部门合作机制的创新。

　　一、媒体内部机制的创新

　　在舆论监督大环境短期难以改进的情况下，媒体应着力创新内部机制营造良好的小环境，使舆论监督记者敢于监督、乐于监督。具体而言，媒体内部机制的创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考核激励机制

　　每家媒体都有一套考核激励机制，不过，由于舆论监督岗位比较特殊，所以不能简单套用通用考核机制。具体而言，舆论监督工作的特殊性主要有：一是内容繁琐。其他记者的工作流程是：接受采访对象邀请→采访→发稿→被采访单位好评，相对比较单纯。而舆论监督记者不仅采访没有邀请，还要自己找线索去发现新闻；除了采写稿件外，还要花大量时间去接待群众和处理新闻纠纷。二是采访成本高。其他记者采访一般都有接待，采访对象大多备有新闻通稿，直接发稿可以，要补充采访，人家也会积极配合。而舆论监督记者外出采访通常没人接待，采访对象反而还会想方设法躲避，阻挠采访甚至威胁记者生命安全。三是发稿难。即便稿件并无任何失实之处，监督对象还是会动用各种关系不让稿件见报。即便没有来自批评对象的阻力，遇到宣传部门“控负”（控制负面报道），没有采写的线索要停止采写，已经完成的稿件不能见报，对于舆论监督来说也屡见不鲜。四是善后事情多。正面宣传稿件只要能见报就皆大欢喜，而舆论监督则不然，因各种原因不能发稿，反映问题的群众不满意，会缠住记者寻求解决的办法；即使稿件见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群众依然不满意。稿件见报，不管问题解决没解决，批评对象都不满意，无理取闹者有之，要打官司者有之，恐吓记者编辑者有之。无论如何，舆论监督记者都得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

　　正是由于舆论监督的特殊性，所以媒体必须有一套向舆论监督记者倾斜的考核机制。其一是见报稿件稿费。舆论监督稿件采写难度大，如果简单按其他稿件计算稿费，就有可能挫伤舆论监督记者积极性。一些媒体对舆论监督稿件实行稿费倾斜制度，如《四川日报》就曾对舆论监督稿件实行3倍稿费制度。不过，许多媒体对舆论监督稿件还没有实行稿费倾斜制度，这可能也是制约舆论监督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是内参稿费。许多媒体的内参稿件都以舆论监督为主，相当一部分稿件因涉及面广、涉及问题严重、发稿时机不合适等原因不能公开发表才转发内参。如果内参稿费太低，势必会影响这些记者采写舆论监督稿件的积极性。从促进内参发展的角度来看，稿费标准也应与公开报道持平。而且内参作为舆论监督稿件的重要出口，也应从稿费上给予支持。其三是未发表稿件稿费。舆论监督稿件未发表原因跟其他类别稿件不太一样：其他稿件多为指令性报道，无论新闻价值怎样、采写质量如何都要发表，不能发表的稿件一般都是非指令性报道，而且是少数，即使部分不能发表的稿件，也大多是新闻价值或者采写质量方面的因素。而舆论监督稿件能否发表还取决于采访对象是否配合、编发稿件是否遇到阻力、发稿时机是否跟“控负”时期重叠、监督对象是否是媒体重要广告客户等多种因素。对于不能发表的舆论监督稿件，记者付出了相应的劳动，而且也影响了其他相关稿件的采写，甚至是工作量的完成，如果对这部分工作量不予考虑，将会影响记者的积极性。对于非记者主观原因导致既不能公开发表又不能转发内参的稿件，如果是成稿，应该视同公开发表稿件标准计发稿酬；对于半成品稿件，也应该适当考虑稿酬。

　　（二）稿件审签机制

　　舆论监督稿件往往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如果一味拘泥于这些利益关系，会造成发稿难，以致影响舆论监督的健康发展；如果无视这些利益关系，即便稿件社会影响良好，也有可能给媒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如何在利益关系与发稿程序之间寻找平衡点，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稿件审签机制十分关键。

　　舆论监督稿件涉及的利益关系主要有：一是监督对象因害怕监督而对记者编辑实施打击报复。对于舆论监督稿件，记者要重视采访技巧，在提问、用语和语气方面要温和些，尽量不跟采访对象发生正面冲突；编辑要重视编辑技巧，无论是标题制作还是配发编者按、编后语和短评，都要以新闻事实为依据，慎用主观性比较强的词语，尽量做到无懈可击。对于新闻事实准确的成稿，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媒体要尽可能促成稿件公开发表；当然从保护记者权益的角度入手，在稿件署名问题上可以只署“本报记者”，或者用化名。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的采访对象，稿件能够见报既是对他们的打击，也是对记者编辑的鼓励。二是监督对象以取消广告订单为由阻止稿件公开发表。一些媒体为了经济利益，通常跟重要广告客户确立不做批评报道的合作关系。重要广告客户的利益需要保护，不过，保护的方法不是护短，即便不做公开报道，也要敦促其解决问题，同时还要帮助其改正错误。当然，不是任何广告客户涉及批评报道时，媒体都要同样对待。一些媒体的广告部门时常以批评对象是重要广告客户为由，妨碍正常的舆论监督，是不可取的。三是监督对象跟媒体内部人员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舆论监督的内部阻力。为有效阻止稿件见报，监督对象往往要通过媒体内部关系去游说，让舆论监督编辑记者和发稿部门都很为难。究竟哪一层关系才能享有豁免权，媒体应有明确规定。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媒体应建立明确的舆论监督稿件审签机制。一条稿件能不能发，什么时候发，怎么发，总编或者分管副总编应履行最终裁决权；凡是部门内部，或者部门记者跟采访对象之间，或者部门之间出现发稿方面的矛盾，或者其他领导干预发稿的，应统由总编或者分管副总编定夺。媒体领导重视舆论监督，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维护舆论监督稿件的发稿权。有的媒体舆论监督稿件发稿情况常常跟值班领导的个人爱好相关，有的值班领导胆子大些，舆论监督稿件大量上，有的值班领导胆子小，怕自己值班期间惹麻烦，总是限制舆论监督稿件发表。出现这种情况，有最终裁决权的领导应当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做好协调工作。对于舆论监督稿件质量比较高的，媒体应鼓励多向一版签发，最好能在一版上开设相关栏目。为确保舆论监督的可持续发展，媒体在舆论监督稿件的签发上还应建立长效机制，不要因部门变动、人员更替等因素而受影响。

　　（三）权益保障机制

　　舆论监督编辑记者的合法权益时常面临多方面侵害，严重影响了舆论监督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是来自批评对象的威胁。调查表明，记者因职业特点可能会遇到的潜在危险有遭到人身攻击(34.5%)、遭遇恐吓(31.2%)、因公受伤或殉职(25.5%)。93.9%的公众认为记者职业比较危险。而这三类潜在危险，都是舆论监督记者可能遇到的。二是遭遇新闻官司，乃至恶意诉讼。近年来由舆论监督诱发的新闻官司越来越多，无论是记者胜诉还是败诉，记者和所在媒体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影响了正常工作。随着人们自我维权意识的增强，舆论监督引发的恶意诉讼也越来越多，给当事记者和相关媒体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三是相关保障措施不到位，记者权益受损维权无路。如果记者只是遭到威胁，或者是轻伤，通过相关渠道讨回公道就算完事。要是记者被殴打致重伤丧失劳动能力或者致死，当事记者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该谁来负责？很多媒体对招聘记者的聘用合同都是一年一签或者两年一签，要是对于因公致伤、因公致残的舆论监督记者不签续聘合同，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怎么解决？如此等等，记者经常帮助群众维权，而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却投诉无门。

　　记者采访虽是个体作业，但记者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媒体的组织行为。因此，记者权益保障的首要责任应该在媒体。其一，当记者采访过程中遭遇来自批评对象的危险时，媒体应有快速响应和救助机制。对于记者采访某一新闻线索可能遭遇的危险，部门负责人应有所预料，并吩咐记者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部门负责人随时保持跟外出记者的联系，当派出记者较长时间跟媒体失去联系时，媒体应主动跟有关方面沟通，必要时可向公安机关报案。当涉险记者向媒体汇报情况时，媒体应快速响应，尽快对记者实施救助。其二，当记者遭遇新闻官司时，媒体应有主动帮助记者处理诉讼事务的维权机制。在记者遭遇的新闻官司中，媒体往往也是被告，媒体应充分利用好法律顾问、媒体资源优势、社会关系资源做好应诉、反诉工作，帮助自己维护其合法权益，而不是让记者独自面对。值得注意的是，对记者报道引发新闻官司，一些媒体做出“记者自行负责”这样不可思议的规定。毫无疑问，这是在限制舆论监督，而不是加强舆论监督；是在漠视记者权益，而不是保障记者权益。其三，对于记者随时可能面临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问题，媒体应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险外，媒体还应该给舆论监督的记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商业保险，甚至可以给记者的家人和财产购买相应的保险。这样，才能让舆论监督记者放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