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创新：出版传播的核心竞争力

　　【内容提要】编辑活动本质上是编者协同作者与读者，约定新规范，创造新媒体，架构新媒介，传播新文化，不断创新的人文事业。编辑是通过创生媒介实现其编辑价值的，主要是通过创新架构各种媒体来传播其编辑思想的。编辑创新的重点或要义，是能产生最大交互性的，多向快速、传播久远的媒介结构整体，而不是单纯的文化内容的解释或载体的复制技术或媒介产品的经营管理。“六经”的编辑创新，成就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第一个完整的人文学说体系。孔子创构的这个学说体系，主要是通过他编辑的“六经”构建起来的完整而稳定的媒体结构。朱熹主要是通过编辑“四书”和《近思录》，重建新的宋儒学术文化结构。各种媒体的编辑，根据不同的内容，按照读者的需要，编创出各种新的媒介。

　　【关 键 词】编辑创新 媒体结构 出版核心竞争力

　　【英文标题】Editing Innovation: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Publication Communication

　　【作者简介】王振铎，河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开封 475001；高峻，国家海洋局《海洋科学进展》编辑部，青岛 266061

　　王振铎，男，河南偃师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出版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高峻，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科学进展》编辑部副编审。

　　［中图分类号］G 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2)02-0122-07

　　一、编辑创新的理论表述

　　传统文化中有个故事，讲的是月下老人如何牵线搭桥，为男女做媒，配成婚姻，化而生人。人言成文，文以传人，人文相传，化为文明，以至于今。那“月老”就像一尊文化媒人，从远古的洪荒深处，蹒跚着步履，追寻着作者和读者，相互支持着、交互协同着走出一条人文相化之路。他们一路上画图造文，创构媒介，开启范例，把作者草创的稿本编辑成各种传媒载体，并推介给读者，互相交流思想情意，给后人留下日新又日新的文化典籍。这典籍，就是人借以文化，文借以人化，在人文相化中，形成高度的人文精神和文明素质，其中，充满着创造的活力，传播着先进的思想，创造着新新人类的新新文化世界。这里所谓的编辑创新，就是编辑通过创造性劳动，架构种种新的媒介载体来传播令世人耳目一新又一新的思想文化，从而不断推进社会变革，也更新着人类自身和世界本体。

　　新媒介犹如庞大的充盈着人类创新精神的公共空间结构。从媒介传播史的视角来看，这个结构是由古今中外的编辑家们协同作者和读者不断创新所构成的多种多样的媒介载体所累积、整合、架构起来的高速度、大广度、多向度、全信息交互流动的文化精神世界。

　　编辑活动本质上就是编者协同作者与读者，约定新规范，创造新媒体，架构新媒介，传播新文化，永远不断创新的人文事业。报纸编辑创造新闻媒体的实例，特别是网络新闻界面，其刷新速度之快，最能生动地说明编辑创新问题。那真是时时创新、日日创新、月月创新、年年创新的事业啊。从社会历史长河来看，一代一代的人，化出一代一代的文；一代一代的文，又化成一代一代的人。一代一代人文相化，使人日益明白了自己是谁，世界为何物，人为什么要造出一个社会，追求某种价值，铸出某种精神，创造理想的未来。

　　那么，什么叫编辑创新呢？比如说，编辑人员通过自己特别擅长的思想智慧和学养有素的知识能力，连续创造新而又新的传播媒介，架构作者与读者之间人文交互的精神大厦和文化广场。这就叫编辑创新，以编辑为主体的自觉自主的文化创新。

　　这样说，是不是会抬高编辑活动价值而贬低原初创意并像春蚕吐丝那样躬身生产草创品的创作活动价值呢？又是否会轻视无数的读者、观众和听众们，像群蜂酿蜜、蚁群集食那样默默涵化着他们的阅读创意，品赏出媒介的新味呢？中国特色的编辑学，研究讨论了60多年。早已在理论认知和实践经验上回答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当人们在文化传媒世界中发现了编辑主体，并进一步认识到编辑主体与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即所谓“主体交互性”之后，深入地考察了这三种文化主体之间辩证的媒介创构活动过程。把原创稿本的作者的草创活动与审选编构再创定本的编辑活动，并与阅读视听感应生发，欲求更新的读者接受活动既分析清楚、界定明确，又联系起来综合思考，逻辑地得出结论：从作者原生创意的“稿本”，到编辑审理、重构系统化的“定本”，再到读者接受“入乎其内”，并经过思想孵化“出乎其外”，呼吁再编创更新的供应阅读的“文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媒介生产交互式链条，或称人文生产的三大环节。这是一个完整的媒介文化三相交互的生产传播链或螺旋式上升的盘旋塔。这三大环节，正如每个环节的主体之间交互流动一样，充分显示出媒介结构本身的交互性特征。媒介之间的交互活动是在时空历程中人文交互转换和连续流动的。三个主体角色之间的交互创造，产生出三种新的客体文本，即是媒介构成过程中的文化内容的交融和不断增生价值的创作—编构—感应生发的流程，最终是媒介生成的传播功能对其媒介价值的文化实现，即人类文明的增长和提升。

　　上述文字说明，我们要研究编辑创新，首先应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编辑创新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应当从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说起①，是麦克卢汉首先提出并要求回答什么是媒介的，即媒介就是讯息，就是人体的延伸，精神文化的交流。人类相互传播的、共创共享并受其支配的文化讯息内容，构成了各种媒介。包括它的符号、载体、形态、价值和意义，乃至整个的媒介环境和氛围，或者说媒介的全部存在与功能。那么又是谁创造出媒介的呢？麦克卢汉没有明确回答。似乎西方的学者至今也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倒是诞生仅仅63年的中国编辑学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认为媒介是由编辑创造出来，因为媒介主要是传达其编辑创意的文化媒体的总称。编辑主体的价值观，即“编意”，是编辑所传达的意图。编辑所创造的思想倾向、文化实力与社会效果，主要是通过媒介(包涵作者创造其内容的“作意”)被读者大众接受和反馈来实现的。以新闻编辑为例：改革开放十多年时，曾有记者采写过一篇关于“河南已成为能源大省”的精确数字报道，被编辑安排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第二、三条才是总理外事活动报道，书记某地视察活动的报道与图片。但第二天的河南省报转载这篇报道时，编辑却把它排在头版第三条位置。市级报纸转载时，则用小字排在报肩上。都没有配发相关的地方新闻，也没有配发评论。可见三家报纸的编辑创意和媒体价值观的差别是多么明显！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将“黑龙江粮食产量跃居全国各省第一”的报道，放在这天的黄金时段头条播放，也是节目编辑发现了这个报道高度的新闻价值，从而大胆创新了节目的编排时序。

　　如果说单篇报道、单篇评论作品的价值是由作者(记者)创造和刷新的话，那么版面整体或节目全段的价值和意义，则是编辑在设置议程、审选稿件、筹划版面时序，以及定位、标题、配图、使用字形、字号和色彩等系统组合中创造、刷新新闻媒体的。但广大读者和视听受众，从版面和节目中接受了什么，接受了多少？又感而生发出了什么，生发出了多少新意、新识或新的智慧和力量，也会不断地反馈给媒介的编者和原稿的作者，形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舆论力量。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版面或节目的新闻价值大于版面或时段中各个作品(部分)相加的总和。突出表现了整个媒体的价值高度——思想认识、政治倾向、舆论导向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这属于党和国家的核心文化力或软实力，主要是由编辑所主导的作者与读者们所交互汇集聚合起来的文化力量，是足以影响全国、全民族、全世界改革方向与发展趋势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在网络化的信息时代，先进的媒介传播技术，将媒介传播的速度、广度、信息的量度，目标的向度、精准度、强力度……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编辑创造媒介的任务，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要求也更高了，编辑不断创新的难度和理想的追求也更紧迫了。某些世界传媒霸权国对媒介的垄断更迫使我们必须不断推动编辑创新观念，掌握编辑学理论和新的传播技术，在文化传播、思想理论和社会舆论的“传媒战争”中，摆脱精神上的被动状况，转变文化上的无力状态，而挺立于人文精神自强不息、战无不胜之地。

　　编辑是通过创生媒介表达自己的“编意”并实现其编辑价值的，是通过创新架构各种媒体来传播其编辑思想的。广大编辑人，即编辑主体所天天、月月、年年不断创造刷新的正是蕴含着一切相交的、互动的文化内容所生存其中的各种各类的传播媒体，即整个统称的媒介。在媒介结构整体中，各种媒体之间的关系是多向度的、交叉的，互补互动、协调发展的。这种特性，我们称之为“媒介交互性”。作为学术术语，这是同英语形式的Intersubjectivity(主体交互性)、Intertextuality(文本交互性)、Intermediationality(媒介交互性)一致的，“文本交互性”又被译为“互文性”。“媒介交互性”也可简称为“互媒性”。为了大众易于理解和通用，中文术语还是称“媒介交互性”[1]271为佳。

　　第二，编辑主体不断创新的媒介所特具的交互性，主要是发明设置编排体例、缔造结构形态、革新传播方式等。中国传统编辑活动所讲究的“发凡起例”“搜集分类”“审断删选”“编次列序”“造端立体”“标目编构”“序跋导读”“增订款识”“版权记录”等等。凡属于搜集开发信息、分类整理、选题立项、规范体例、立定标题、编目排次、结构书刊等媒体框架形成媒介整体，并能存储于世，传播后人的事业，就是编辑活动。古代“目录学”“版本学”研究的就是编辑创造的“版本价值”或者“文本价值”。

　　以编辑为主体的媒介创新，与以作者为主体的著作创新和以读者为主体的感发创新是既相联结而又有区别的。作者独出心裁的原始创新与读者感应生发的接应创新，不同于编辑中介所组织的三相交互性创新。编辑创新的重点或要义，是能产生最大交互性的，多向快速、传播久远的媒介结构整体，而不是单纯的文化内容的解释、载体的复制技术或媒介产品的经营管理。三种主体，三个阶段，三样性质、功能、价值不同但和谐统于一体的生产对象，决定着媒介创新的编辑缔构特质。

　　第三，学者研究理解与阅读阐释创新，虽然不同于编辑创新，但却是编辑创新不可忽视的。前几年，有位朋友曾在评论“审读创新”问题的时候，举出过一个例子。说的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情景诗“经过多少个编辑，出现在多少种出版物上，已无法统计，可是有谁做过认真的考证呢？一般是人云亦云，认为‘乌啼’就是乌鸦叫，‘愁眠’就是反映惆怅的心情罢了……终究没有合乎逻辑的诠释。直到20世纪80年代，上海两位编辑为此到枫桥一带考察，经过向当地老人调查访问，才弄清楚。原来在枫桥以西早先还有一座桥，叫乌啼桥，一百多年前坍塌了，人们也逐渐忘掉了它的曾经存在；而枫桥对面不远处的一座山，古时曾叫愁眠山。这样，张继这首咏景寓意诗的意境就清楚了，上海两位编辑根据自己的查访，重新注解了这个名篇，就实现了自己的编辑创新”[2]。

　　好的“重新注解”等于“编辑创新”吗？恐怕不好这样说。对古诗、古文、古史典籍“重新注解”的人太多了，但他们大多数却不是编辑。他们是读者、教师、或研究学问、做评论的人。他们完全有自己对古诗注解、阐释、随意读讲和创意发挥的权利。但这不一定是“编辑创新”。当然，新时代的编辑在重新创编新的唐诗版本时，应当充分吸纳这些阅读创新的成果，借以编创更新的唐诗文本。

　　“乌啼”“愁眠”之解，其实这只是编辑个体从事的审读阐释创新，严格讲应属于阅读创新或实地调查研究与考证的学术创新，是编辑代替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对苏州一带古地理历史进行考证所做出的解释创新。应该说苏州当地的老读者最具这种创新的条件，当地教师在教学研究中对这首诗歌文本的“注解创新”或更有可能。如果一个出版社的专门职业编辑经常孜孜于对诗句中的古代地理调查、民间访问而作出新的“注解”或“考证”，恐怕就不太可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更广阔、更多样的编创新媒体的工作上。职业编辑的必尽职责，主要是对他本职所做的媒体进行创新，即编构新书、新报、新刊、新的影视和网络界面等出版物。如果你当社长、总编，会把这种对诗句的历史地理考证，或注解创新任务交给你的编辑，并要求他们必须完成吗？虽然这种考释理解创新十分需要，也很有价值，但它不应是，或主要不应是属于编辑的创新任务。编辑一天到晚忙不完的编辑工作(选题策划、组稿审稿、修稿编稿、校对复审、排版印刷、经营发行、计算效益、与作者沟通、到市场调研、与出版社领导和各方面商量……)，哪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出差访古、调查、研究、考证和做注解等事情呢？他不可能把研究员、教师和读者的工作一齐担负起来。一般情况下，编辑也不可能把读者阅读时产生的新见解、新领悟都负起责任来。读者自有自己阅读创新的自主和自由。这叫“诗无达诂”“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一千个读者可以创新一千个哈姆雷特。本事再大的编辑也不可能把古往今来一切读者的创新都包揽起来，真要是都包揽起来了，阅读也就没有创新的余地了。因此，上海这两位编辑所做的创新，只是他们兼作考证、注解等研究工作的特殊贡献。但将这种特殊贡献吸纳到新编的唐诗读本中，也算是一种功德。不过，特例不能代表一般，编辑对媒体的自主创新才是最主要的编辑创新之道。过去历史上编辑各种不同唐诗版本的编辑，大多并未亲自对每首诗作如此的实地考证、查访、注解，但他们也都有各自的编辑创新，如《全唐诗》的编辑创新，突出特点在“全”，而失诸审校不严。《唐诗三百首》的编辑创新，突出特点是精审严选，针对大众普及，但注释过简。虽然它是千百位唐诗编辑者中，编得最好，传播价值最高的一种唐诗媒体。应该说《唐诗三百首》是继《诗三百》《文选》《古文观止》以来流传最久远、影响最广大的一种唐诗文本。这位编辑家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年)也是一位专家型的编辑，其创新原则是“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他的《唐诗三百首》收录了有代表性的313篇唐诗，古诗、五七律绝、乐府、民歌等诗体较全，语浅意深，音韵铿锵，适合初、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至今流传不衰。胡震亨《唐音统籖》与《唐音癸籖》的编辑创新，突出特点在比较、在籖注、在精准、在学术研究。各种不同的唐诗编本大都各有其编辑创新之处。好的唐诗编辑只需把前人创新之处，包括学术研究创新、考古论证创新、阅读理解和注释创新等各类成果吸收过来，针对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对象的需要编辑出更新的唐诗文本，超越前人编定的文本。否则的话，马未都解释“床前明月光”的“床”是胡人上马或坐凳用的“马扎”，也可算是编辑创新了。记得一件趣事，有一位工程师曾到庐山香炉峰实地考察，测量香炉庙后山上下来的水流，测后，他卷起皮尺，大怀不解地说：“一段瀑布也不过十几公尺高，显然是条山水沟嘛！哪里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呦！”其实这是他的审美视角不对。不知道李白作此诗时并未置身庐山，而是在鄱阳湖西岸码头，或在停泊着的船上，或在香炉峰下的路边，“遥望”香炉峰对面的“前川”。这“前川”并不在香炉峰，而是在它前边的汉阳峰。汉阳峰是庐山群峰中最高的山峰，下雨天，巨大的水流直泻而下，雄伟壮观。如果晴天无雨，瀑流太小，则露出被冲刷得晶莹明亮的石壁，在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也似飞流直下。李白的观感经过诗人的夸张，既壮且美。有人说这里写的是庐山三叠泉瀑布，更不对。三叠泉是上到庐山牯岭之巅，然后再下到几千阶的深沟里仰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们喜好“钻貌草木之中，窥情风景之上”，也未见有人登上牯岭歌颂庐山的。宋代以降，苏轼登上过庐山，大约是在牯岭一带的寺院里，写过《题西林壁》。他四面观看，大约转过不少湾，也未见有描写“飞流直下三千尺”那种瀑布的。唐代李白时，庐山尚未开发出能爬上牯岭的路。恐怕他不可能登上庐山，再下到沟底去看三叠泉。我觉得这样理解，才是对《望庐山瀑布》一诗的阅读阐释创新。阅读创新，提高一点说属于学术研究性创新，或语文教学鉴赏创新，而不是媒体创新或对整个媒介的编辑创新。所以，学术创新或阅读创新并不等于编辑主体所特具的编辑创新或媒介创新，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不同，不能不区分清楚。

　　如果说上述观点是对“普通编辑学”和“大编辑、大媒介、大文化”的交互创新课题所作的理论表述，那么，我们不妨再从编辑活动的历史实践上，对编辑创新问题再做些典型案例分析，作为编辑创新的实际根据，以证明编辑学的上述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