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理想 ——斯诺访问苏区的动因探究
发布时间：2020-08-12 15:43:36 点击次数：334
出生于美国令斯诺对中共产生兴趣不应被看作是“理所应当”。抛开斯诺研究中的革命化视角，斯诺在1936年的苏区之行应当自有其因果逻辑，斯诺对中共的兴趣是果，而其个人的性格和文化背景、物质的刺激、来华后的采访经历、与左翼人士的接触等便是因。从斯诺的成长和来华后的经历切入，检视其对中共的兴趣，将有助于我们从新闻活动自身规律的路径梳理出这种兴趣的因果联系。
关键词：斯诺；红色中国；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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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出生于美国令斯诺对中共产生兴趣不应被看作是“理所应当”。抛开斯诺研究中的革命化视角，斯诺在1936年的苏区之行应当自有其因果逻辑，斯诺对中共的兴趣是果，而其个人的性格和文化背景、物质的刺激、来华后的采访经历、与左翼人士的接触等便是因。从斯诺的成长和来华后的经历切入，检视其对中共的兴趣，将有助于我们从新闻活动自身规律的路径梳理出这种兴趣的因果联系。
【关 键 词】斯诺；红色中国；动因
作为第一个采访苏区的西方记者，近代新闻史研究对于埃德加·斯诺的观照多在“革命史范式”里着力。然而，这种充满了“革命话语”的研究无法解释以下问题：斯诺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若从本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与好恶来看，对一个陌生的共产主义政权产生兴趣应无可能。这种不可能在斯诺来到中国的十几年间如何变为可能？这应当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摆脱传统的“革命话语”，从斯诺的成长和来华后的个人经历切入，以观察其个人的生活体验累积与精神思想的演进的方法还原斯诺对中共产生兴趣的历史细节。斯诺为什么会来到遥远的中国？为什么会留下？面对当时力量尚属弱小的边区红色政权，斯诺的兴趣因何而生？又为何愿意冒险亲身探访？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换一个视角重新展开思考。
一、苏区之行的冒险情结刺激与经济诱因
1936年对中共控制下的苏维埃边区的采访，至少在出发之前，在斯诺看来充满了危险：“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中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放心的……这（去延安）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1］纵使苏区之行看起来充满了危险，斯诺为什么还要坚持？相当程度上这要归因于他个人冒险主义情结的刺激，同时还有物质方面的原因。
斯诺天性中的冒险基因首先来自家族的遗传。斯诺的祖父霍勒斯?帕克斯?斯诺将家族的农场从肯塔基州不断向西扩展，并在堪萨斯州温菲尔德的主要街道上建了一家百货商店，生活的足迹从美国中东部向西部挺进。斯诺将这段家族西进的历史同自己年轻时对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联系在了一起，堪萨斯州以外的世界对于年轻的斯诺而言，意味着无限的可能和无以名状的自由，恰如西进运动中美国人对于开拓西部边境的想象一样。［2］17
同时，冒险的情结又几乎是那个时代年轻人共同拥有的一个文化烙印。斯诺出生在一个马克?吐温和他充满冒险主义的故事风靡的时代里。无论是汤姆·索亚，还是哈克贝里·费恩，马克·吐温小说里充满传奇意味的主人公们让每一个男孩都做起了“马克·吐温梦”。斯诺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对冒险的想象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有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斯诺是“一边读着马克·吐温的书一边被生下来的”［3］13。
1925年秋天，斯诺进入了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成为“密苏里新闻帮”的一员。这种身份不单单代表一种新闻教育背景，还蕴含了精神与文化的传统。这种“密苏里精神”首先是一种对冒险的想象和渴望。这种冒险的情结来自马克·吐温和他的小说的影响。几乎所有的“密苏里新闻帮”分子都提到过《汤姆·索亚历险记》对自己的影响。［4］冒险主义情结也被认为是“密苏里新闻帮”性格特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物质因素的刺激是许多国内研究者往往忽视的关于斯诺冒险进入苏区采访的另一个潜在动机。事实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人在中国相比留在本国更加优越的生活状态是当时相当一部分西方记者选择来到中国的重要原因。1935年作为《纽约客》杂志中国海岸通信记者来到上海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Emily?Hahn）在回忆上海的生活时曾说：“在战后的年代里，要是我跟人说起上海的物价之便宜，他们准会说我胡说八道……1935年上海的米价在我们西方人看起来便宜得简直好像不要钱……便宜的人力就意味着便宜的商品，诸如家具、佣工、衣料、蔬菜等等。我不再负债，相反，我在经济上应付裕如，一大堆佣工任我挑选。”［5］
初到上海的斯诺无疑也发现了中国的这种吸引力。在上海，尽管斯诺的收入并不算太高，但却足以“保持白人的尊严”，因为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享受相当舒适的生活。斯诺个人传记的作者托马斯·伯纳德认同斯诺留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可能与物质的因素有关：“与经济有关的因素对斯诺留在中国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他和妻子用不多而且不固定的收入就可以在中国过得很舒适，甚至奢华。”［2］48斯诺的第一任妻子海伦·福斯特在《我的中国岁月》中也坦率地承认经济因素对于他们选择留在中国的重要性：“（如果留在上海）我们的生活水平将提高许多倍……我们同上海的3808名美国人，一起在世界各地方正被‘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的时候，过着王子般的生活。”［6］在中国当记者，不但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还能为斯诺带来不小的财富。在1940年到1950年期间，斯诺仅从《星期六晚邮报》获取的稿费就达到25万美元［7］，这在当时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事实上，在中国期间，斯诺夫妇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准，因而斯诺在金钱上也就有着比较高的要求。然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直接影响了斯诺当时供职的新闻联社（Consolidated Press）的财政收入，因而从1933年开始，新闻联社就逐渐减少了斯诺的薪水，在1933年底更是直接辞退了他。而斯诺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等美国报纸的求职也未获成功。因此，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斯诺必须找到新的工作来取得收入。
1933年，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为斯诺提供了一个赚钱的机会。他给斯诺写信：“中国题材在这里似乎只有小说才有销路，但我相信，一旦有作者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非小说（为何不该是你），那奇怪的禁区就会被打破。”不久，史密斯和哈斯公司（Smith ＆ Haas）就预付给斯诺750美元，约他在1934年年底写出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者其他主题的书。斯诺立即“很高兴地收下来”，并保证年底完成初稿。［2］112斯诺个人传记的作者托马斯·伯纳德认为：“从更世俗的意义来看，斯诺是个必须以工作谋生的记者，他确实一直在忙于财务上的安排。按照合同，他仍需完成一本书，而《红星照耀中国》，除了其他属性外还应是一本旅游书，一本不落俗套的旅游书，是他一直想写的那种书。”［2］111
